夯实劳动保障体系 给传统种植业更多“获得感”

□ 全睿娴

写在前面

古人言:“洪范八政,食为政首”。说到粮食保障、粮食安全,对我国这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度来说尤显重要:中国用占世界7%的耕地,养活了占世界22%的人口;中国虽是农业大国,每年仍需大量进口粮食;随着城镇化推进出现不同程度“土地摞荒”“空心村”……基于这些现状和问题,本文选择从传统种植业的劳动价值、市场流通、体系保障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,分析突出问题,提出解决方案,以期社会各界进一步重视广大种植户劳动收益权,更好地用好用活土地资源,为粮食安全保障和经济社会平稳运献计献力。

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国计民生。今年是党中央第17年连续发布以“三农”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,进一步突出“三农”的“重中之中”地位。而自2018年起,我国把每年秋分定为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,旨在调动亿万农民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,提升农民的幸福指数。毋庸置疑,我国关于“三农”问题的一系列战略决策,是改写历史、影响未来、深得民心民意的。

基于“以问题为导向”,我们联合多方力量及大数据支撑,对多个省份种植业、部分规模型种植基地及个体种植户进行调查研究,发现传统种植业面临投入产出不平衡、不稳定,因自然灾害引起的减产甚至绝产不易得到保障,种植产品在市场流通环节不畅通或价格低迷,以及种植户相关补贴落实不透明、不到位等问题。这些问题关系到百姓种地积极性及切身利益,尤需重视并妥善解决,让百姓“有地种、爱种地、种有所获”,让中国的耕地、中国的种植业在新时代发挥更好的民生保障作用。

传统种植方式面临新挑战

自古以来,种地是农民的天职,几千年来从未改变过,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就是最形象描述。放在几十年前,农民种好几亩责任田,就能解决一家老小的温饱问题。然而随着社会发展,越来越多的农民宁愿背井离乡外出务工,也不愿意在家种地,原因很简单,传统粮食种植收益已满足不了家庭正常生活了。

究其原因,物价上涨是一个重要方面。近些年来,很多物品价格翻了几番地上涨,而粮食价格却一直比较平稳。

去年初,山西省高平市相关政协常委、政协委员等,通过实地调查、走访,向社会发出“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几点建议”。他们发现,农户普遍反映农业生产成本过高,尤其是取消粮食最低保护价后,农民收入没有保障,常常“丰产不丰收”。以高平市石末乡为例:石末乡作为粮食生产功能区中的玉米主产区,人均土地1.7亩,近年来玉米种植保持在28000亩左右,占全乡总耕地面积的85%,平均亩产1200斤,亩均毛收入为1200斤×0.95元(当前市场价)=1140元,每亩耕地地力补贴为67元,亩均成本为200元(化肥)+80元(秸秆耕地)+20(打药)= 300元,亩均净利润:1140元+67元-300元=907元,人均种地收入为907元×1.7亩=1541.9元。这样算下来,人均种地收入还不如在外打一个月工的工资高。

他们还调查发现农业发展保障不足的客观现实,还以高平市石末乡为例,2018年除耕地地力每亩补贴67元、玉米保险每亩补贴21.42元(非普惠性)、机耕10-100元(非普惠性)外,几乎无任何补贴。另外,商业保险缴费过高、信贷审批难等因素,挫伤了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。     

生活在冀东农村的一个农民老许,聊到另一个现实,“种地划不划算先不说,最主要是俺们这里能种的土地有限,每家差不多都是三四亩地,解决吃饭没问题,但家里开销必须得打工去挣。”

的确,许多农民都是散户耕种,无法规模化作业和经营,种地压力可想而知。

不少地方的农民朋友,对种地是“靠天吃饭”感受最深。辛辛苦苦地耕种、施肥、灌溉、除草等,可一旦遇到旱涝等自然灾害,一切劳动可能都白搭了。

农民种地产值低,还在于对市场信息了解的闭塞。市场经济下的农业已呈多元化趋势。除传统粮食种植外,农民还可以发展鸡鸭鹅、猪牛羊、苹果梨桃、中药材、大棚蔬菜等种植养殖经济体。然而不少农民对市场基本的供求关系不够了解,即使了解,仍然存在不懂技术、管理等,另外,一些农民受传统思想束缚,只做“老把式”,不想“新花样”。

为了扶持农业,减轻农民种地负担,国家每年都会发放众多的惠农补贴。随着政策的不断改革,农业补贴多倾向于农业大户,小农户能领到手的,其实非常有限。要是再有不法村干部的干预,农民甚至连补贴都见不到。

笔者经过多方走访询问感受到,“70后”不愿种地, “80后”不会种地, “90后”不谈种地是现实。在村里留守种地的,多数是五六十岁以上的农民,他们或者是为了照顾孙辈,或者是为了照顾老父母,通常没有太多可选择的余地。

全国人大代表梁建勇表示,“谁来种地,如何种好地”已经成为中国的战略问题。要让农民有尊严、有舞台、有技能、有保障。他认为,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上得要“四有”:促进主体年轻化,让农民有尊严;促经营规模化,让农民有舞台;促进技能现代化,让农民有施展空间;促保险社会化,让职业农民有保障。

建立健全种植户劳动保障体系

近年来,我国对“谁来种地”、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、推进城乡一体化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,千方百计抓好“三农”问题的落实。

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,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,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,完善承包地“三权”分置制度,并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,这像给农民朋友吃了一颗“定心丸”,让亿万农民朋友可以放心投入土地了。

2017年1月农业部编制发布的《“十三五”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》,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,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。按照规划,到2020年,我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不断壮大,总量超过2000万人,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覆盖所有的农业县市区。这样一来,将实现务农农民职业化程度明显提高,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总体文化素质、技能水平和经营能力显著改善,农业职业培训普遍开展,线上线下培训融合发展。

笔者认为,推动农民由身份向职业转变,逐步成为体面的职业,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、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,同时吸引一批农民工、中高等院校毕业生、科技人员等到农村创新创业,带动资金、技术、管理等要素流向农村,发展新产业新业态,这非常有利于增强农村发展活力。

培养新型职业农民,是一种“造血”之举,解决了农民技术、管理等方面的“短板”,焕发农民对土种的归属感、成就感。此外,提倡土地入股,农民可以把土地交给合作社等组织运营,然后收取分红等,也是解决问题不错的选择。

随着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,中央和地方政府扶贫资金投入不断增加,但一些贪腐“黑手”却伸向了贫困户的“救命钱”“活命钱”,这尤为值得重点处理。因为在国家发放补贴和贫困补助资金的过程中,涉及到的环节和人员较多,容易产生腐败,可能随便某个环节卡一下,农民少得钱或见不着钱,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。

因此,涉及“三农”问题,不论是腐败贪污,还是骗取或套取扶贫资金、粮食补贴之类的,都必须严肃处理,还农民一个公道。

笔者通过学习研究看到,自2016年以来,中央“三农”文件中支持“保险+期货”的模式,随着近几年的试点推进,“保险+期货”为管理市场风险、稳定农业生产、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,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市场探索推出的支持“三农”发展和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模式。

农产品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,波动明显,价高伤民,价贱伤农,难卖和滞销也屡屡见诸报端。“保险+期货”项目的实施,让种植尤其是特色种植的收入有了保障,在自然灾害多发和市场价格不好的年份,通过赔付等方式,有力地保证了这些农民的收入不降低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项目的持续实施,也改变了当地相关部门和机构的支农、惠农习惯,引进了高效、有力的扶贫助农新理念、新模式;同时,还吸引了资本市场的关注,引导多元化资金共同关注农业产业的发展。

实现保障有力,还要有效解决扩大险种范围,扩大应用领域,调动商业保险机构积极性等现实问题,比如把灾害保险、价格保险、收入保险等险种做实做细,把传统种植、特色种植统筹起来考虑,对农民以多方位的保障。

农业的发展还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,通过“互联网+农业”的方式,可以使农业科技、金融和信息更加便捷、高效地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服务,建议鼓励建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农业服务综合共享平台,加快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万连步认为,通过上游聚资源,中游建网络,下游做服务的经营模式,可以扩展农业服务外延,为农民提供土地托管、土壤修复、全程作物营养解决、农技培训指导、产品销售、农业金融等一揽子全程服务。既解决了农户不愿种地、种不好地的问题,还实现了农业规模化、标准化、绿色化种植,降低农产品成本和提升质量竞争优势,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。

总之,农民富则国家强,农村稳则社会安。农民的种植劳动收益是增加农民收入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方式和途径。我们建议国家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民种植劳动收益权保障的法律法规,加强农业保险制度、农业订单制度、市场信息制度等方面研究,副出一幅幅美好的“田园风情图”“粮食丰产图”,让农民种植有收获、可持续,跟得上新时代的发展节奏。

(作者系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地球运行规律与系统科学研究中心主任)